王涵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王涵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94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85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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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朗普内阁人选与2016年时的比较
从特朗普近期已宣布的内阁、白宫幕僚和驻外大使人选来看，存在一有趣现象：除移民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职位外，绝大多数拟任官员并无相关部门专业背景。负责外交的卢比奥、负责国家安全的迈克尔等这批拟任官员多为美国国内参议员、众议员或级别相对不高的退伍军人。从人事变化角度而言，短期内除移民和贸易政策外，特朗普的其他政策更多是针对国内。从其对国防部长的任命可看出，在未来四年尤其是任期初期，其关注重点可能是如何重新分配华盛顿的政治利益。在此情况下，贸易政策或许是其已考虑较为成熟的，但在华盛顿传统政客和事务官出现较大动荡时，他有多少精力能真正用于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尚有待观察。
二、美国的地缘、社会情况与2016年的比较
通过观察主要经济指标可以发现：美国2023年的部分名义指标较2016年有所上升，然而部分表征实际经济实力的指标在全球占比相较于2016年呈下降趋势。从名义GDP（按汇率比较）来看，2016年美国在全球占比24.6%，2023年升至26%；股票市值方面，2016年全球占比38.2%，2023年达42.6%，此类名义指标占比均呈上升态势。但就购买力平价GDP而言，2016年美国在全球占比16%，当前为14.8%；2016年工业增加值为17.7%，如今降至16.2%；2016年美国进出口贸易在全球占比11.4%，去年降至10.8%，仅出口占比就从9%降至8.4%。此外，美国债务这一指标呈上升趋势，其债务占GDP比重2016年为104%，如今为120%。若暂不考虑特朗普的意图，更多地关注其能力范围或美国自2016年以来实力的变化，可明显发现，真正表征硬实力的指标显示美国相较于2016年有所下降，至少在全球话语权方面进一步降低。债务率上升以及股票占比、名义GDP占比的变化，均可从财政刺激引发通胀、通胀导致名义指标上升的角度加以理解。就美国国力而言，相较于2016年，特朗普执政后期可利用的资源比其八年前刚执政时更少，这一点值得关注。
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及其外部冲击。2014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签署明斯克协议后，至2016年特朗普上台时，东欧局势相对平静，中东地区仅在叙利亚存在零星冲突。然而，特朗普上任后，立即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否退出俄乌事务，如何退出？如何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中东局势复杂，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美国都难以找到可以有效撬动中东地缘政治的支点，同时又无法置中东问题于不顾，而国内债务问题也在不断恶化。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通过任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显示出希望在贸易政策上采取积极行动的意图。然而，其贸易政策的真实目的值得深思。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及其贸易盟友采取的无差别加征关税措施，是否旨在通过从中国获取更多利益，为国内改革以及中东和东欧事务提供资源支持？或者这种策略是否更多地意在通过贸易打压中国，从盟友处获取利益，反哺美国国内改革？这种政策逻辑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内外事务间资源分配的权衡，是分析其施政方向的重要切入点。
三、特朗普对华政策可能带来的行业影响
1、制造业行业
一是在高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美竞争依然十分激烈。特朗普的幕僚团队中包括如马斯克这样在科技领域成就卓著的商人，这反映出其政府对人工智能科技的高度重视。无论是华盛顿的传统政治人物，还是特朗普幕僚中的相关人员，都展现出对这一领域竞争的明确态度。未来，无论是在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上，还是在对中国企业生产供应链的打压方面，这种竞争趋势预计将持续下去。
二是传统制造业。特朗普的政治支持基础中，许多从业者来自传统制造业，这些岗位通常技术含量较低。这一群体在过去十余年中逐渐边缘化，因而通过政治手段表达了强烈的焦虑与诉求。特朗普政府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传统制造业、汽车业和采矿业的扶持。然而，中美制造业竞争的核心差异并非贸易政策，而是人力资源的素质。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体系以及中考、高考制度，为培养具备数理基础知识的工程师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中国的初中毕业生普遍具备解一元二次方程的能力，而美国许多高中生则可能难以胜任类似任务。这种教育体系的差异导致中国在需要一定数理基础的岗位上拥有明显的人才优势。尽管特朗普提出要重振制造业，其短期策略主要集中于迫使某些企业，特别是与其关系密切的经济体相关企业，将生产基地从越南和墨西哥迁回美国。然而，这种做法可能在短期内促使全球制造业流向美国，但从长期看，由于美国劳动力素质不足以支撑高效的制造业体系，可能进一步削弱供应链的效率。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对中国而言特朗普政策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美国能否借此在中长期内实现制造业复兴仍需进一步观察。
三是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能源政策。特斯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能源汽车领域完善的自上而下设计的能源网络。与中国相比，美国在能源政策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美国采取“小政府”模式推动经济，这种模式在经济规划和顶层设计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美国的机场非常发达，这主要因为机场建设无需强有力的全国性规划，城市人口和交通需求增加时即可建造机场。而铁路网络的发展则需要全面的国家级规划和布局，因此美国的铁路网络相对落后。
新能源车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方面，美国因特斯拉、马斯克等因素，在该领域发展上不会放松。另一方面，马斯克是否能有效提升华盛顿的工作效率，构建完善的美国自上而下的执行体系以增强政治效率，仍有待观察。只有达成这一目标，才具备探讨美国中长期电动车发展的条件。否则，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国内仍将维持以燃油为主体、新能源为补充的能源结构，而美国之外，如中国，电动车发展会持续加速。在此过程中，特斯拉的处境较为微妙。尽管其经营总部位于美国，美国在电动车领域仍有发展潜力，但美国能源网络若一直无法完善，从商业角度看，相比之下，中国拥有全国统一且完善的能源行业，能妥善处理电动车标准和能源网络相关事宜，特斯拉可能会更加关注中国市场。
2、金融行业
通过数据可知， 2016-2023年美国股票市值在全球的占比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在此过程中，若观察购买力平价GDP，其在全球占比已降至六分之一以下，然而股票市值占比却超过了40%。对于美国而言，这一现象值得高度关注，因为GDP与企业盈利、政府税收以及居民收入密切相关，如何利用占全球实际不足15%的GDP来支撑超过40% 的股票市值是一个关键问题。美联储的流动性政策以及在AI层面营造的、近乎波及全球民众的预期，推动了美国股市市值的上扬。从历史角度看，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白宫执政权的交替，几乎每次都会引发美国股市的较大波动。
一是在金融层面需予以关注，特朗普上台后，此前依赖民主党政府较多补贴而支撑其市值的部分美国高科技企业，是否会出现市值从顶部回落的情况，值得关注。如2000年克林顿执政结束、小布什上台时科技公司股价大跌；2008年小布什执政结束、奥巴马执政开始时，共和党传统基本盘金融和能源股大幅下跌。此次随着民主党执政结束、特朗普入主白宫，是否会再次引发科技股大洗牌，值得关注。近两年中国A股市场众多股票跟随美股走势，美股概念带动A股相关概念股运行，若美股出现较大动荡，将对我国产生影响。
二是美元美债问题，事实上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采取的小院高墙政策，本质对美元都是不利的。货币的形成逻辑是先有货再有币，当货币仅在一个较小范围内流通时，必然会限制其流通性。过去两年拜登通过高利率政策维持美元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在美元无法如以往般购买全球商品的情况下，通过高利率吸引投资者持有美元，但这也导致了债务率的上升。对于特朗普而言，平衡美元和美债问题至关重要。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有利于美元却不利于美债，低利率政策有利于美债却对美元有负面影响。在此过程中，美联储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以及美元、美债两个指标间类似量子跃迁的变化，可能会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影响，进而冲击中国金融市场。
四、对中国的政策建议
一是要明确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这意味着一个开放的世界对中国一定是有利的。不管美国如何进行贸易保护，中国的反制一定要适度适量，尤其是打击面不能太广。
二是据判断，若美国此轮贸易政策将重心置于中国却无法获利，其可能将矛头转向盟友。美国若采取更开放的对外经贸政策基调，将有利于全球贸易体系的进一步统战，可见开放之重要性。
三是同时应做好自身发展。与美国相比，美国股票市场市值在全球占比超 40%，存在较强泡沫。而中国股票市场在国内面临房地产和地方债务问题的形势下，资本市场估值仍处于较低水平。从财富效应、缓解居民资产负债表收缩以及引导资源向转型创新所需方向投入等角度来看，资本市场可发挥更大作用，这至关重要。
四是专注自身发展，于社会治理和鼓励创新等方面，积极开展有利于创新、有利于转型之事。当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贸易国，随着时间推移，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时间优势在我方。对我国而言，保持不急不躁是极为重要的发展基调。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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