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俄乌冲突持续、中东战火再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在动荡变革的全球大趋势下，2024年，世界在重重不确定性下前行。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哪些“灰犀牛”？特朗普重返白宫将带来什么？中美经贸关系何去何从？中国经济如何爬坡过坎？临近年终，古根海姆学者奖得主、“灰犀牛”概念提出者米歇尔·渥克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基于她对风险的理论框架一一做出回应。
在她看来，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灰犀牛是气候、宏观经济和金融脆弱性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尤其是与贸易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其中，地缘政治压力可能会使气候和经济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应对，尤其是在美国大选后贸易战威胁加剧的情况下。
她认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做出了大量承诺，但这些政策的具体实施时间和效果却充满不确定性，这相当于对企业征收“不确定性税”，推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不仅如此，其中很多举措可能加剧通胀压力，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可能加剧滞胀风险。
至于美国是否会掀起新一轮贸易战，她认为，特朗普会有很多虚张声势的强硬表态，但同时，也将为很多美国公司开后门，这样的做法预计会“遭到美国企业甚至本党部分成员的抵制”。“目前尚不清楚他的‘硬汉’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谈判策略。”
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对中美贸易关系持悲观态度，但渥克认为，这种僵局并非无解，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已经面临的政治阻力。回顾美国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贸易战，她认为，要让中美关系取得突破，需要卓越的外交智慧和牢固的商业关系。
“中国越能展现出与美国新一届政府的不同，传递出中国追求积极竞争、扩大开放、合作共享的明确信号，世界就能越快地改变这种危险的贸易态势。”她指出，美国新一届政府应该看到关税的后果：1930年美国通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关税法——《霍利—斯穆特关税法》，使1929年经济大危机进一步恶化和扩大。
她建议，短期内，中国企业进一步加深与美国商业伙伴的关系，同时，积极探索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投资机会和商业伙伴关系。此外，中国也要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这也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2017年，渥克的个人专著《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中文版在中国问世。不久，“灰犀牛”成为中国媒体上的热词。她用这个概念提示人们注意那些大概率并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此后，她又在中国出版了《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继续探讨风险的应对。
《21世纪》：在2024年进入尾声之际，你怎么看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在你看来，目前最主要的灰犀牛有哪些？
渥克：在我看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灰犀牛是气候、宏观经济和金融脆弱性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尤其是与贸易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
世界未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正在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加剧了食品通胀、政府因应对日益频繁和严重的天气相关自然灾害而产生的预算压力、房地产估值、保险资本化和覆盖范围、水资源短缺、健康（无论是野火烟雾、中暑还是极端天气的其他影响）、供应链中断、被迫迁移等问题。不迅速采取行动的代价仍然远远高于投资于缓解和适应。
宏观经济脆弱性包括：新冠疫情暴发前就存在的巨额私人和公共债务过剩，现在情况更加糟糕；资产泡沫；过度金融化的经济体，金融资产吸走了实体经济的资源。
地缘政治压力可能会使气候和经济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应对，尤其是在美国大选后贸易战威胁加剧的情况下。
《21世纪》：中东局势动荡升级是否让你感到担心？它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渥克：中东冲突的升级令人深感担忧，但我更愿意让对该地区有深入了解的人来评估具体情况。通过对能源价格产生的次生影响，这场冲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影响，类似于征收了“不确定性税”，并转移了人们对世界各地非常现实紧迫的经济问题的注意力。
《21世纪》：不久前，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巴西召开。在当今世界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怎么看G20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当前，金砖国家的扩员受到广泛关注。怎么评价金砖国家在G20中的角色？
渥克：当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进入下滑周期时，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各种全球峰会——无论涉及哪个集团——都是领导人定期交流的重要机会。但它们很少能产生比拍照和含糊其辞更多的效果，真正的工作是在峰会之下进行的。组织规模越大，越难达成协议。因此，较小的组织和小型的工作组可以扮演积极的补充作用，为确定实现共同目标的方法创造了机会。让各方基于各自的优先事项充分交流、集思广益，比自上而下的全球秩序要好得多。
《21世纪》：在今年的G20里约峰会上，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组织改革是核心议题之一。为了建立更加公平、稳定和公正的世界秩序，我们需要采取哪些行动？对国际组织改革有何期待？
渥克：美国希望回到其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不受公开质疑的时代。但世界已经改变，全球治理也应随之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界迟迟未能认识到采取更具协作性、更少“我们对抗他们”的做法的好处。但新政府提出的优先事项和秉持的立场远非美国国内的唯一观点。支持采取更具协作性做法的声音也已出现。
巴西总统卢拉树立了跨越意识形态界限、持续努力的良好典范，这也是我长期以来敬佩他的原因。我希望看到一个积极竞争的世界，而不是零和博弈或（尤其是）双输的世界。太多人没有理解，“一赢一输”的概念往往与“两者皆输”相同。
在很多问题上，全球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这包括：确保低收入国家拥有获得关键技术的必要资源，以拉动经济增长并降低其经济的碳强度；让所有对排放影响较大的国家更快地向净零经济迈进，支持低排放经济体实现自己的净零之旅。
《21世纪》：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横扫了所有七个战场州，成为20年来第一位赢得普选的共和党总统。共和党还获得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如何理解这一结果？
渥克：特朗普的胜利并不像一些（美国）媒体——尤其是特朗普本人——所说的那样具有决定性。可以肯定的是，他赢得了普选，这是20年来共和党候选人首次获胜。但截至12月初，在普选票方面，他的优势仅比哈里斯高了1.47%，这是自2020年以来最小的差距。与拜登在2020年对特朗普的4.45%的优势或奥巴马在2008年对罗姆尼的7.2%的优势相比，特朗普的领先优势非常微弱。以49.9%比48.3%的支持率，特朗普甚至没有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更不用说所有美国人的支持率了。哈里斯在2024年赢得的选票比特朗普在2020年赢得的选票还多。一些媒体往往会夸大事实，以追求更具戏剧性的头条新闻和更多的网络点击量。
谈到决定性的胜利，更好的例子是托马斯·杰斐逊在1804年获得45.58%的普选票，以及詹姆斯·门罗在1820年获得64.69%的普选票。或者更近一些的例子是沃伦·G·哈定。卡尔文·柯立芝、富兰克林·D·罗斯福、林登·B·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他们都获得了大约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普选票。自1984年罗纳德·里根以18.21%的选票获胜以来，没有一位候选人以两位数（12） 的普选票获胜。
不仅本次选举结果非常接近，共和党成员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反击特朗普。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特朗普一直难以让有争议的内阁提名人得到确认。因此，他没有得到强大的授权，更不用说可以肆意而为了。
《21世纪》：特朗普胜选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特朗普承诺要解决一系列国内问题，包括移民和通货膨胀。他能兑现承诺吗？如果能，这将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渥克：兑现承诺从来都不是特朗普的强项。让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只要大家关心通货膨胀或预算赤字，甚至对经济学稍有了解，怎么会投票给他？他的政策处方是滞胀和不确定性的根源。他提出的关税和驱逐出境政策具有高度的通胀性。美国新闻媒体最近报道了几篇关于公司赶在预期价格上涨之前增加海外采购的故事。甚至有一篇报道称，一家公司取消了节日奖金，以便购买更多进口零部件。
更大的经济问题是，由于特朗普经常改变主意，而且情绪化，而不是基于扎实的政策分析，他的政府征收了所谓的“不确定性税”，也就是说，许多企业会因为对宏观经济环境没有信心而犹豫不决，这会拖累经济增长。
特朗普一贯推行的政策是为最富有的美国人减税。如果国会通过他的提案，进一步为富人减税，同时增加其他美国公民的税收，这将加深联邦预算赤字，加剧通货膨胀，并让经济放缓。他不太可能建设性地解决人们对大公司的日益增长的愤怒。
特朗普似乎还可能会推动更多投机性资产的投资。他正在创建的“政府效率部”的简称是DOGE，与埃隆·马斯克支持的狗狗币的名称一样，这绝非巧合。马斯克已经在采访中承认狗狗币是一场骗局(hustle)。特朗普的加密货币政策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斯克的影响，而后者的态度充满不确定性。
《21世纪》：特朗普2.0对美国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他是否会对乌克兰和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并给中东局势带来更多不可预测性？
渥克：预计特朗普2.0将以对俄罗斯极为有利的条件推动在乌克兰停火，并以贷款而非赠款形式提供援助。然而，他迅速结束战争的“承诺”可能会像他的其他“承诺”一样遭遇滑铁卢。
随着特朗普试图征收更高的关税，他会有很多虚张声势的表态。然而，知情人士预计，他将为“买票入场”的公司破例。因此，他将遭到美国企业甚至本党部分成员的抵制。目前尚不清楚他的“硬汉”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谈判策略。
一些人将选举结果至少部分归咎于拜登政府的巴以政策。然而，那些因此而投票反对哈里斯的人会发现特朗普比拜登政府更支持以色列。这肯定会让他们不高兴，尽管这有可能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21世纪》：特朗普的“决定性胜利”对美国贸易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多边贸易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更多关税，中国应如何应对？
渥克：再次强调，“决定性”是对特朗普当选的极大夸大。他并没有他认为的那种权威。
尽管很多知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高额关税将造成的损害，但特朗普认为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是“好的政治”（good politics）。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日本经济表现优于美国时，美国经历了一段反日狂潮。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企业在美国房地产（尤其是纽约市标志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的投资以及向美国大量出口汽车感到愤怒。然而，随着日本企业被视为创造就业机会的因素，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美国人最终开始欢迎日本企业，目前这些公司占美国累计吸引外资的15%——日本是美国最大外资来源国。
因此，中美紧张关系的情况也并非不可能过去，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已经面临的政治阻力。要取得积极成果，就需要卓越的外交智慧和牢固的商业关系。我在美国中西部长大，那里有句俗语：“一勺蜜要比一桶醋能抓住更多苍蝇。”中国越能展现出与美国新一届政府的不同，传递出中国追求积极竞争、扩大开放、合作共享的明确信号，世界就能越快地改变这种危险的贸易态势。经济史学家正试图提醒美国回想起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灾难性事件，该法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最终加剧了美国的大萧条。（编者注：该法案将890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在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
短期内，中国企业应进一步加深与美国商业伙伴的关系，同时，积极探索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投资机会和商业伙伴关系。
此外，如果中国扩大国内需求和消费的努力取得成功，那么也有可能改变与美国的关系态势。
《21世纪》：如何看待中国最近提出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这些举措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前景？
渥克：刺激内需的目标是正确的，也是重要的。但就像降低过度杠杆一样，刺激内需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前进的道路上总会有坎坷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持续评估政策是否发挥了预期作用非常重要。
任何刺激方案都面临着一个平衡问题：既要足够广泛以产生大规模影响，又要足够狭窄以确保达到预期效果，而不是仅仅加剧资产泡沫。
中国近期提出的鼓励和支持经济适用房和医疗保健的举措是支持国内需求的明智策略，这些领域最需要帮助的人在拉动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增长方面贡献显著。这些政策旨在释放被抑制的需求，当经济可能正在放缓但仍有巨大未实现潜力时，这是一件好事。
同样，将债务减免与化解隐形债相结合是一种很好的策略，有助于缓解财务压力，并具有提高财务透明度的额外好处。
支持金融资产交易的刺激措施（无论是公司股票还是其他类型的股票）可能更加棘手。许多投资者将股市表现作为情绪指标，因此在经济放缓或资产波动时期，政策制定者通常会介入以稳定表现。但如果刺激措施被证明过度，则存在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资产价格与潜在价值和隐含风险脱钩。
《21世纪》：近期有很多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动力不足的讨论。你怎么看？中国经济中最大的“灰犀牛”是什么？
渥克：任何寻求减少债务的国家都将面临增长放缓。这不是批评，而是经济现实。我相信，随着疫情期间实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刺激作用持续减弱，企业和政府将不得不偿还债务或以更高的水平再融资。
众所周知，我非常支持早期财务整顿，通过使用债务减记、债转股以及与经济增长或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情况挂钩的利率和还款等工具。例如，与GDP挂钩的债券在经济繁荣时期利息更高，在经济衰退或增长停滞时利息更少。或者，利息和还款可以与健康或气候指标的改善挂钩。
这些影响风险生态的政策与减少债务负担的策略相结合，可以充分提高生产力，从而使企业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于债务积累的速度。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实体经济和金融资产之间保持健康平衡，从而刺激高质量增长。促进高质量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重新平衡经济，让消费比投资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和观察家们已经针对这一挑战讨论了一段时间，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新想法。
《21世纪》：当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未来备受关注。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提振民营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渥克：在市场化改革中，有一个要素并不总是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它在许多政策讨论中已被隐含——那就是风险定价。
金融资产价格应该准确反映风险以及相关公司或国家的价值。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金融资产价格脱离了现实。西方人常常将强劲的股市表现与强劲的经济混为一谈。但如果资金流向二级市场的资产组合，而不是被用于直接投资和发放工资，那就表明经济并不强劲。
政府干预可以暂时平息金融市场的波动。但真正支持经济的方法是支持那些购买产品和服务并通过教育或创业投资建设自身人力资本的人。
我认为，一个值得更多关注的重要策略是扩大医疗和退休的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们提供更大的“风险保护伞”。当人们不再那么需要未雨绸缪时，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更积极的消费者，这将支持中国商业发展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进而促进财富积累。他们也更有可能创新和冒险，比如放弃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寻找一份更有挑战性和更高效的工作。
当今经济中技术进步的快速步伐意味着不仅要支持基础和中等教育，还要支持终身学习。这将有助于培育公民和公司所需的人力资本，因为人类掌握了可以提高生产力的技术。我不喜欢称之为“人工智能”，因为尽管人们对人工智能大肆宣传，但我看到太多生成式技术产出的产品，我绝不会称之为“智能”。技术有其优势，就像人类一样。但人类需要培训才能让技术为我们服务。
《21世纪》：如今，“灰犀牛”这个概念在中国已经广为人知，尤其是对于政府官员和商业媒体来说。你对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广泛接受程度感到惊讶吗？
渥克：这确实是一个惊喜！我问过在中国遇到的很多人，为什么这个概念如此受欢迎，最合理的答案是，“灰犀牛让人们有机会谈论我们心中的想法。”这让我开始进行一些研究，以写出续集《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因为我很清楚，每个国家和文化对风险的态度都不同：既追求机会，又采取行动避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