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卢陶然 北京报道
“虽然所需的资金规模巨大，但国际社会可动员的资金是充分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资本的再配置。应通过跨部门协调机制有效整合国家自主贡献（NDC）规划，以保持政策一致性，并激励私人资本的流动。”近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为净零未来解锁资金”边会上，联合国亚太经社会（UN ESCAP）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融资司部门主管Suba Sivakumaran表示。
在上述边会上，Sivakumaran总结了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在财政空间、私人资本动员和多边开发银行合作方面的需求和挑战。
第一是财政空间。Sivakumaran表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家面临着高债务风险，许多国家已经逼近债务困境。有观点认为，用于吸引或动员绿色、可持续金融的财政空间已经很有限。然而，若将那些不利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发展的补贴、关税激励措施与激励资金向SDGs流动的相比，便可以看到问题的根源在于财政空间配置不当。
第二是私人资本动员。私人资本动员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讨论中非常关注这项议题。存款银行是亚太地区最大的资金池，它们不能承担新兴市场所面临的风险。正如次国家级平台的减碳愿景需要与NDC、SDGs等进行整合，政府在搭建长期框架以促进私人资本在能源和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时，需要确保政策一致性。
“发达国家越来越善于利用国际公共资金来调动私人资金。因此私营部门的参与确实至关重要，发达国家调动资金的能力与中国巨大的制造能力相结合，可以更有效地推动这一进程。”Sivakumaran表示。
最后是多边开发银行（MDBs）需要与私人融资合作，特别是在更具挑战性的市场中。
Sivakumaran指出，尽管全球GSS+债券市场（包括绿色、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债券以及转型债券）的增长巨大，但事实是总体排放量仍在上升。亚洲开发银行（ADB）在亚太-东盟市场发布的数据显示，GSS+债券只占整体债券市场的2.3%，占欧洲市场约8%。
在次国家级平台的角度，一方面，若要吸引资金投入到城市基础设施、绿色建筑等领域，资金的使用规划、法规和政策需要保持一致性；另一方面，若要建立一个新的绿色资本中心，比如证券交易所等，需要培育可持续金融生态系统，要为资产管理者、资产所有者、项目所有者和标准制定者等建立标准。
（本报记者李德尚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