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缴翼飞 巴库报道11月2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最终设立了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至少筹集3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然而，如何在未来十年内实现1.5℃温控目标，如何解决气候融资和技术创新瓶颈，仍然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推动气候融资的有效流动？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成功经验能为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哪些借鉴？未来十年，又该如何应对气候危机，实现全球1.5℃温控目标？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会上专访了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邹骥强调，全球气候行动的实现依赖于政治共识、资金流动与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尽管目前面临挑战，技术进步和市场力量依然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希望所在。COP29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一步，为各国提供了聚合力量的机会。1.5℃温控目标在未来依然是有希望实现的，全球合作、技术与融资模式创新将是走出这条充满挑战的低碳发展之路的关键。
《21世纪》：今年COP大会最终通过了气候融资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您认为后续如何在现实中实现充分的融资？
邹骥：联合国为各方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各方需要认真倾听发展中国家对资金援助的呼声，并以实际行动回应。同时，讨论资金问题不能只局限于联合国框架下的承诺金额，还要着眼于现实中真正需要的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动。
现实中的资金问题，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路径：
第一个路径是公共资金。公共资金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各国承诺的气候资金。在此之外，还有一些常被忽视的资金来源，例如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机构，以及中国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此外，各国政府也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供大量公共资金。公共资金在气候融资中不可或缺，具有引导作用，可以撬动更多的私人资本。
第二个要特别强调的渠道是多边开发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气候资金流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依赖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与主权资金密切相关，并通过金融安排推动气候融资。
第三个渠道是资本市场，其中涉及绿色低碳技术（如太阳能和电动车电池）的贸易与投资。这一领域的资金流动既包括私人资本，也涵盖国企等大型商业资金，关键作用在于撬动和引导私人或商业资金流，推动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适应和减缓的支持。
总体来看，解决气候融资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公共资金撬动引导私人或商业资金流进入能源转型领域，从而形成一个既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又可持续的融资体系。
《21世纪》：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利用上实现了成本的大幅降低，请问中国的成功实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邹骥：中国的成功实践具有独特性，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超大规模市场的效应。目前，全球只有中国、美国和欧盟能够有效构建统一市场，而未来一些新兴经济体或区域联盟也可能跟上步伐。
中国取得成本优势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规模经济。通过大规模生产，可以将最初的单位成本平摊到较低的范围，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低价化奠定了基础。二是中国完备的制造业和相对完善的供应链。任何关键部件的短缺都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种高效的产业协同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三是完善的基础设施。由于基础设施优越，绿色技术相关的企业在国内可以享受良好的环境，比如稳定的电力、便利的交通和优秀的通讯网络基础设施，都进一步降低了技术开发和生产的成本。四是丰富的工程人才。中国2022年以来有超过1000万高校毕业生，其中包含大量的工程类人才，为绿色技术产业提供了持续的支持，是许多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推动全球范围内绿色技术低价化的过程中，完全复制中国模式可能不现实，但还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共享中国的成功经验和优势：
首先是要开放市场，降低贸易壁垒。当前很多国家面临着技术昂贵、施工能力有限或产品有限的困难，中国可以在这些方面为全球低碳转型作出贡献。中国企业以合理价格将风光等产品卖出，交给市场，市场会寻找到均衡的定价解决办法。具体的市场均衡问题不需要政府亲自解决，只要有便利、自由的投资贸易技术政策就可以解决，加关税只会阻碍气候目标的实现。
其次是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产业链本地化。中国可以与目标市场合作，通过技术转让、合资企业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当地建立生产设施。这种模式不仅能够降低物流和服务成本，还能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实现利益共享。通过这样的合作，利益就会发生重新分配。
历史证明，这种商业模式行之有效，具有多赢特征。中国加入WTO以来，与全球相关企业合作的经验表明，开放的市场和共赢的合作模式能够促进多方收益。如今，中国的电动车及电池产业也正在欧洲部分国家展开类似的合作模式。这种基于市场规律和实际需求的合作，可以有效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21世纪》：未来十年是应对气候危机、实现1.5℃温控目标的关键窗口。据测算，全球实现1.5°C目标的碳预算已经消耗了80%。国际能源署（IEA）近日发布报告称，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虽然持续增长，但以目前的进度仍不足以实现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设定的目标。您认为这一目标还是切实可行的吗？全球能源结构是否能适应这一转型速度？
邹骥：关于实现1.5度目标的实现难度的争论由来已久，目前我们只能做到最好，然后寄希望于后续的技术迭代、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未来几十年会发生什么？我们看到的Better Available Technology，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光伏成本减少了大约百分之八九十，电动车异军突起。并且当前风光产业革命尚未完成，还有非常多提升的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电解槽、热泵，以及绿氢制绿醇、绿氨等技术正进入规模化阶段。航运和航空用绿色燃料，以及工业领域的清洁燃料，也逐步显现出产业化的前景。在这些趋势的推动下，无法轻易断定“可再生能源三倍增长”或“实现1.5℃目标”是不可企及的任务。
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的想象力常常落后于现实发展的进程。尽管困难重重，但技术进步的潜力和产业革命的速度仍然让我们充满希望。
《21世纪》：作为更新各国202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之前的最后一届大会，您认为COP29扮演何种角色？COP29会给中国的NDC更新带来怎样的影响？
邹骥：COP29是COP30的必经之路，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积累阶段。虽然被称为“小年”，但这一届会议至关重要。任何一届气候大会的缺席都可能影响未来的“大年”成果。
COP29的首要任务是形成政治聚合力。无论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如何，各国都需要携手维护《巴黎协定》这一多边平台，同时确认如期实现NDC目标的政治意愿。这种政治方向和共识的确认，是COP29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对于中国而言，NDC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更在于发出强烈的市场信号，为绿色低碳转型创造需求。这种信号将能够增强研发者、投资者和企业的市场信心，推动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为低碳技术、产品和服务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就业增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