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回声报》11月4日刊登题为《没有基础工业，就没有主权！》的文章，作者是法国普瓦捷大学企业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阿奈·沃伊-吉利，文章内容编译如下：
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提醒我们，经济主权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是通过具体的选择而形成的，尤其是选择保护和发展我们的初级工业。重工业、上游工业和基础工业因其对环境的影响而被诟病，但它们是所有工业之母，也是转型的起点。如果没有钢铁、铝、化学品和原材料，要如何制造生态转型所需的产品？
如果忽视这些工业部门，我们不仅会危及自身的独立，也会危及我们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然而，在这些工业需要为其生态转型进行大规模投资之际，它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现实是残酷的：来自亚洲的竞争、美国的保护主义、不断增加的监管限制以及飞涨的能源价格。但法国及其企业往往选择一条简单的出路：将生产外迁到脱离我们监管框架的地方，并接受生产过程中社会和环境限制较少的制成品回到本国。当然，外迁使我们能够以低成本进行大规模生产并让产品充斥欧洲市场，但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再对我们的选择所造成的环境后果负责。
如今，欧盟及其成员国希望支持欧洲大陆的工业复兴。但据说会重点关注高附加值工业。初级工业往往是“穷亲戚”，因为面对来自亚洲的竞争和欧洲的生产成本，它们的利润率低于其他工业。因此，为了更快地实现环境目标，任由它们衰落构成了一种诱惑。
有人可能会说，它们在欧洲已无立足之地，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法国的战略是专注于生产过程中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上游和下游任务，希望在某几个行业站稳脚跟，但这一战略失败了。
我们非但没有取得预计的经济成就，反而经历了长期去工业化的苦涩，继承了巨额公共债务和严重的贸易逆差，使我们无法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社会模式提供资金。
电动汽车的例子应该让我们质疑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方向，尤其是我们深信不疑的事。就在几年前，我们还认为新企业很难进入汽车市场。特斯拉和中国企业的共同点是拥有集成方法，它们正在向我们表明，如果没有战略视野，我们以为已经获得的优势可能会在短短几年内化为乌有。我们已经看到，在欧洲，电池生产和回收工厂正在艰难寻找经济模式，高昂的能源价格和低迷的需求加剧了这一形势。
这些基础工业还创造了许多直接和间接就业。它们可能并非令每个人心向往之，而且当然需要革新和转型，以应对本世纪的挑战。但如果不能控制价值链的上游，我们就会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并削弱我们为自己的模式提供资金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