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落幕的五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极右翼异军突起，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拿下32%的选票，在法国政党中排第一；还有德国选择党在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拿下了16%的选票，成为德国第一大党。
欧洲的向右转并不让人意外。结合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高涨的选情，欧美集体右转的趋势恐怕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警示今后的国际经贸格局或将发生变化，各方需为国际贸易新变化做好相应准备。
这种新变化并非是经济全球化终结，只是它带有一个鲜明特征，即摒弃过去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理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而开始趋向基于对等和保守思想的经济全球化秩序。
这种转变是基于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的一种困惑，即商品和服务日益全球化，但人的国际流动却很难如商品和服务一样自由便捷，这导致欧美发达市场都面临着一些被全球化忽视的群体。
这导致曾经主流经济学家对过去经济全球化提供的解释框架，很难解释经济全球化中为何出现了被忽视和遗忘的群体，加上主流国际贸易理论没能消除国别差距，并导致一国内基尼系数出现极化效应，如今这些群体正通过选票来表达诉求。
同时，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和解释框架，难以对经济全球化的损益格局和趋势做出贴近现实的释义，如描述开放经济体系下的一国内部与外部均衡冲突的米德冲突，如今变得不再具有违和感。这不得不令人警示描述米德冲突的临界条件，存在不稳定性和不完备性。
这迫使欧美等开始反思当前国际贸易格局的假设前提，开始倾向保守思想主张的在经济全球化中强调对等博弈和市场外补贴，不再提倡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设定不同的参与博弈条件。这就是近年来基于多边主义的WTO，正在被具有对等强约束的FTA所替代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因此，之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可能只是一个前奏，接下来WTO框架下的国际贸易将遭遇更为猛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冲击。
为此，在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正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中国需做好积极的应对。在此有以下警示：
一是中国制造优势需要有化整为零的部署。即如果已具优势的中国制造，继续全部留在中国以GDP统计，面临的将是各地愈发激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而如果以中国资本的形式分布式地布局到全球各地，那么中国将进入一个输出资本，而非商品的新时期。
二是中国需积极做好与各国右翼和极右翼打交道的准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融入全球化主要学会的是与各国的自由主义者打交道，而未来中国还需学会和各国的保守思想打交道。
三是中国需要注意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到来的时代，一国影响力并非体现为一国在某一产业和领域的控制力，一国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对经济社会的包容力，包容体现的是一种强大的自信和吸引力，这就需要我国不断通过制度变革，为经济社会主体追求美好生活提供更自由的驰骋空间。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欧洲右转是机遇还是挑战，对中国而言不是一个立场问题，而是一个视角问题，以保守思想为基调的国际贸易新变化，或是未来我们不得不迎应的一场经济全球化范式转换。国际贸易中如何为各国利益受损者提供激励约束兼容的损益补偿机制，是国际贸易参与者所需要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