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过去20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七次经济危机——19世纪40年代末、1873年同时发生的股市震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大萧条时期、20世纪70年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新冠危机——为什么其中一些危机能促进全球化，而另一些危机则推动了实质性的去全球化？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在其新书《七次崩溃：下一次大规模全球化何时到来》（祁长保译，中译出版社2024年9月版）中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将现代的经济危机分为两种：那些由短缺引发的事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了更大的全球化，因为市场扩大，生产者创新以增加供应。相比之下，需求驱动的危机，比如导致大萧条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危机，通常会导致国际贸易萎缩，导致全球化程度降低，同时伴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人们对政府的怀疑态度也日趋浓厚。本文摘自该书结论部分“下一场大规模全球化”，澎湃新闻经中译出版社授权刊发。
供给冲击形成并再造了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了教训。过去200年的负面冲击揭示了严重的短缺——不是我们的欲望未得到满足，而是我们的生存面临威胁——诸如19世纪40年代的粮食，20世纪世界大战中的粮食、燃料和军火，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与能源，然后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时代的医疗保障及国家安全。并不是说过去不存在这些问题，恶劣天气和歉收导致的饥饿与饥荒在前现代世界经常发生，那时的战争是地方性的。但是到了19世纪，通信技术和方法已经存在，可以用来提供解决方案。在每一次应对供给冲击时，很大一部分挑战都来自物流方面，困难在于如何为面临严重困难的人们提供必需品。这给各类组织带来了挑战，包括业务的操作和融资方式，以及政府提供服务的办法。需要对交通与联系进行彻底的反思。
这种混乱立即生出明显相互矛盾的反应，部分是因为人、阶级和地区受到的影响如此不均衡，部分也是因为有太多未知的东西。对不同机会与各种后果的认识甚至假设都导致了对短缺、战争、通货膨胀和大流行的怀疑和厌恶。不可知性也会让人相信，严重的破坏必须是暂时的，生意将很快恢复正常，战争会在圣诞节前结束，非典或埃博拉这样的大流行能很快熄灭并得到控制。另外，挑战的巨大规模表明，只有最异想天开的结果才能带来解脱：神奇的武器、机器人大军、机械装置或人工智能的应用。
对寻找新供应的挑战做出应对，或对价格上涨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都刺激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卡尔·马克思在评论19世纪40年代的灾难及其政治后果时，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时欧洲似乎趋于稳定，诞生了新的政体。包括用改进的机械装置取代原有设备在内的大规模技术变革“主要是在灾难或危机中实施的”。这种实施几乎总是无关全新技术的发明，而是应用和发展既有的方法。蒸汽机及其在运输中的应用在19世纪40年代广为人知，集装箱船和计算机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使用，还有纳米技术、mRNA疫苗和人工智能应用在2020年为人熟知。然而，突然之间，这些技术变得更有价值，它们的变革潜力得以实现。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世界和人类技术如何结合的新思考；而一些旧的思维方式，例如关于货币稳定及其何以轻易实现，貌似已经过时。但是，想象新事物往往是痛苦的。
短缺带来更高的价格，它们本质上不会产生通货膨胀。但面临短缺的政府最初将通胀视为一种吸收新事物冲击的方式，一种在变革过程中帮助保护暂时失败者的方式，甚至是一种促进更多产出和更高生产率以克服供给瓶颈的方式。政策响应所基于的假设可能导致补偿机制变得根深蒂固，并形成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高通胀，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价格的普遍上涨有助于弥合裂痕，减少立即出现财务困难的可能性。人们后来了解到，结构性的突变需要调整相对价格，或许当所有价格都上涨时，一切就变得容易了。
在实践中，动摇全球化的危机总是重要的学习机会，尽管人们并不是总能认识到这种机会。此类变化应该被视为对自满情绪的冲击。回想一下熊彼特的问题：“事情是如何变得不同的？”答案是：“当世界上发生一些全新的事情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谜。”然而，要学习的不仅是独特的技术，还有商业和政府的运作方式。其他国家和文化往往能提供一种模式。1851年的世博会甚至教会了自信的英国人，他们可以从明显更粗糙的或更“落后”的美国或德国的理念和方法中获利。20世纪70年代，自满的美国汽车生产商明白了，他们的汽车在效率上不如日本制造的汽车。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嘲笑为制造粗糙、花哨、廉价的仿制产品。那么，在21世纪20年代呢？新冠疫情危机暴露了许多社会的深刻分歧和紧张状况。针对谁在承受痛苦以及如何分配负担，有人提出了问题。制定有效的疫苗响应措施需要解决深刻的不平等和观点上的差异，这直接反映在不同的疫苗接种率上。这一挑战凸显了此前被嘲笑的欧洲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美国的吸引力。但它也为中国利用智能手机上的个性化数据来抑制公共卫生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学习往往与错误、羞辱和失败联系在一起。由于对军事力量不足的认知，德国和日本曾经被两度再造。对日本来说，一次是在19世纪拿破仑的胜利和海军准将马修·C.佩里（Matthew C. Perry）的黑船出现在东京港之后，另一次是在1945年后。而俄罗斯在19世纪从废除农奴制开始的重大改革，是由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引发的；在1904—1905年对日战争中再次失败后，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又开始了。在与乌克兰的冲突中暴露的缺陷会促使俄罗斯再次启动类似的改革进程吗？军事上的失败表明了，彻底的改革和明智的效仿对于赶上和超越战略对手是多么重要。作为反面，也有人经常认为，英国人的缺乏变通和未能实现有效的宪法改革是不曾输掉战争的结果。失败鼓励学习的机制可能不仅仅在于心理方面，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奇迹是低效的制度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结果，那种制度促进了特定的部门利益，阻碍了追求国家的总体利益。
学习并不总是受欢迎的，特别是当它涉及接受或借鉴其他文化的解决方案时。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后苏联世界的经济困境，一项有影响力的分析表明，中欧人和俄罗斯人认为“模仿时代”（age of imitation）贬低了他们自己的情感和历史经验。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和伊万·克勒斯特夫（Ivan Krastev）建立了一个模仿如何毒害政治文化的模型。
新冠疫情的冲击给世界各国带来一个有差别的、独特的教训。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受到了打击。如果美国和中国倒退回20世纪中期的内部增长模式，那这两大经济体对其他必须依赖复杂供应链的国家便失去了吸引力。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中国已经从中吸取了相反的教训——不能仅仅成为一个在出口导向驱动下的有活力的出口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更早地采取了超越贸易和经济联系的更高维度合作。欧洲国家在协调疫苗供应和公共卫生供给的困难方面得到了严厉的教训。新兴市场，甚至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都看到了财政空间的匮乏是如何限制了有效应对危机的能力。
经济学家通常通过总量思维对需求冲击做出反应，考虑的是一些宏大的数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为经济学家树立了一个医生或治疗师的典型。拉里·萨默斯就是他的现代同道者。但供给冲击的作用方式不同，应对供给不确定性的也是相当不同的一类经济学家。就像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或20世纪末的哈耶克，以及今天的切蒂一样，他们关心细节，分解信息，分散政策响应。有必要通过价格为消费者和企业家这两种个体提供如何应对短缺的信息，诸如19世纪40年代的粮食短缺，20世纪70年代的碳能源短缺，或者今天的芯片短缺。某些时候，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政治上的当权者试图通过简单的压制来应对市场价格，但这使得价格所包含的信息无法作为未来行动的指引。对于那些从总量角度思考的经济学家来说，短缺的环境是令人不安的，因为这些总量无法告诉人们如何分配稀缺的资源。刺激整体需求只会更加激化分配冲突。举这次大流行中的一个明显例子：货币和财政刺激没有能力增加疫苗的供应，也没有能力改进开发和交付疫苗所需的技术。
因此，需要纳米经济学的精确计数来发挥创造力，释放能克服供给挑战的生产能力。如此一来，全球化变成了一个崩溃、计算与创造的故事。
危机还涉及重新构建政治思想和政治秩序。简单地把新兴政治人物视为 “全球主义者”是错误的。对危机的反应最初被投射在国家的强化，但它成功地间接带来了全球化。19世纪40年代的危机之后，拿破仑三世皇帝、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以及俾斯麦的日本同行，政治家大久保利通（Ōkubo Toshimichi）和伊藤博文，他们再造了政治思想，重新坚持这样一种方式，政府可以引导但不能控制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他们都发展出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日本被称作“国体”（kokutai）——为政府的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拿破仑三世从其叔父的“荣耀”（gloire）考虑，认为俾斯麦在一意孤行的德国是一股重要力量。为了进行全面的爱国主义动员，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一种新型的政府干预主义，最恰当地被描述为战争社会主义。
为了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痼疾，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也重塑了政治。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全球主义者，其目的更在于强化国家实力，但他们也看到了抓住全球机遇的重要性。其出发点专注于政府可以有效地做些什么，并放弃那些过度干预而使政府效率降低的非必要任务。他们想要强大的政府，并认为前几届政府的软弱是因为他们试图在生活的太多领域做太多事情。他们还认为，在冷战期间或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外交政策的自信是表明能力和决心的一种方便和明确的方式。
所有这些重塑政府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有所缺陷，需要下一届政府予以纠正。改造者本质上是相当武断的，而许多人很快就厌倦了专制或威权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针对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和伊藤博文的未遂暗杀一再发生。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快就显得过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是如此，当时许多人试图找到一条回归“正常”的道路。同样，在里根和撒切尔的大变革之后，许多政治人物开始寻求同一种路径更轻松的、更少强制性的，但可能更为全球化的一个版本，克林顿主义和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都属于这种改良的和民主化的路径，并且随后在新一波的强烈抵制中被嘲笑为“新自由主义”。
在某些或许独一无二的情形下，在一个技术发达的大国，政府在协调研究和生产力方面的努力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激增。20世纪中期美国的独特情况尤其如此，它的生产力发展与全球化的形态呈倒U形：随着全球化消退，美国的生产率猛增，从20世纪50年代起，全球化可以被简单地视为对美国的模仿。但这种建构并非通常的规则，它源于两次大战之间全世界的去全球化的特殊情况。
危机推动了更具有技术变革性的进一步全球化，这不仅是因为需要在远距离之外生产的复杂货物或商品。考虑到供应问题的紧迫性，至少在技术先进的大国，可以通过尝试提高生产的独立性来应对这一挑战。全球化进程更深层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了大量不同的实验领域，关乎如何应对特定的挑战。引用或挪用技术和管理方法有助于确保知识以新的方式得到调整和使用，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借用。
技术的变革能力将促进生产效率并提高增长率。这应该使公共开支的压力进一步减轻，但前提是要有及时而有效的指导。这一转变直接引发了政府能否胜任提供服务的问题，政府需要进行一场革命。
企业家们还试图建立新的控制方式，利用或设计新的财产形式，使用通常源自外国模板的法律形式——如19世纪中期的股份公司，让实现铁路和轮船革命成为可能，或者是20世纪70年代的离岸金融公司。当企业家们试图在转型时利用财产和控制权的扩展概念，政治权力将是重塑财产观的一个关键因素。今天是否“需要”打破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对权威的主张，也就是一种新的威权主义和强制性是否还有必要？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件事情中看出上述问题，比如弗拉基米尔·普京宣称：“俄罗斯人民永远能够区分真正的爱国者和渣滓与叛徒（即西方化的寡头），并像对待一只不小心飞进嘴里的小虫子一样把他们吐出来。”正是这种动力促使政府试图控制杰伊·库克或贝瑟尔·斯特劳斯伯格的过度行为。
过去展开的运动和历史敏感性在当今不断回响。举例来说，中国社会层面针对科技巨头的运动批判了一种破坏身心健康的娱乐文化。年轻人沉迷于游戏，会导致智力与视力的下降。游戏业巨头在兜售“精神鸦片”。这明确地唤起了人们对受尽屈辱的19世纪的记忆，当时流入中国市场的鸦片造成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坏。就像俄罗斯一样，历史可以在这里被用来传播不信任，并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过去，以及未来，必然是国家之间无情冲突的叙事，其中一方获得的利益必然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
这种说法可以通过分析和数据进行检验。因此，福利标准能检验政府的控制权如何行使、由谁行使，以及为谁的利益而行使。对于专利保护是否限制了世界各国提高新冠疫苗产量的能力，共同利益也是讨论的核心。反驳意见是，生产疫苗不仅取决于可以轻易复制的合适配方，还要依靠一系列更广泛的实践和互动。例如，可能存在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特别是由于美国自20世纪末以来的法律发展，将计算机程序解释为可以申请专利的产品，而不是一般的真正算法。想到改革或更好地传播思想，便马上触及如何学习的问题。学习是全球化危机的重要结果，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学习。
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一最新挑战中，从最初对进一步贬值的担心，到后来对通胀飙升的警报，我们首先要直面的主要社会和经济问题与全球化进程并非直接相关。几十年来，富裕国家的人民一直担心教育、医疗保健、迅速增加的老年人群体的护理以及住房成本的上涨。其中每个方面都因为大流行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产生了短期和长期的后果。教育受到干扰，学校和大学因传染的危险而关闭。学习转入了数字模式，但一些更弱势的学生发现无法上网或存在问题。生活环境的不平等因此而放大。严重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立即让卫生保健系统不堪重负。与危机相关的对其他基础病的忽视、对慢性疾病的治疗不足以及缺乏新发病率的判断，都可能产生长期后果。疗养院里的老人被感染，病人被移出医院。这场危机给老年人照护的管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让很多老年人不愿想象未来的自己进入这样的养老院。拥挤和简陋的住房助长了疾病的传播。大量更富裕的人逃离了市中心，到他们可以远程工作的新地方寻求更大的空间。
在这些出现危机和挑战的领域，技术提供了改进或逃避的可能性。在每一种情形下，解决办法都不会受到国家边界的限制。教育方面，可以通过电子渠道更充分地获得高质量的教学。在医疗保健方面，有远程医疗和应用人工智能评估公共卫生挑战。教育和医疗保健，如果以数字方式提供，可以来自世界的另一端。对于老年人的照护，人们更多地讨论了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和机器人帮助更多老年人留在自己的家里。在住房方面，数字游民打开了新的前景，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远程工作。技术和全球化相结合，提供了强有力的答案，就像它们在从前的危机中所做的那样。那时的教训和现在一样简单，全球化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技术和地理变化的结合总是需要能力，而这需要适应与学习，从悲惨的过去中学习，借以展望未来。在1919年的阴霾中，凯恩斯曾担心“所有这些都使得局势在好转之前可能变得更糟”。但在当下这个最令人沮丧的时候，我们学到的东西也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