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mo Kwame Sundaram，前联合国经社部助理秘书长、著名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未来十年多国将出现“增长乏力”和“民众不满”的情况，最贫困经济体的处境最糟。但正如对加沙的危机不采取行动一样，多边组织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避免迫在眉睫的灾难。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 在上个月布雷顿森林机构春季会议之前发出了这一严峻警告，指出自 2020 年以来世界经济已损失 3.3 万亿美元。但华盛顿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没有优先考虑经济复苏，而是同意继续采取导致局势恶化的政策。当前抑制需求的政策对于金融稳定来说是必要的，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造成持续通胀压力的各种“供给侧中断”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新地缘政治、新冠疫情、战争、非法单边制裁和市场操纵等。实际上，一些表面上的反通胀措施加剧了经济长期停滞的压力。与此同时，法律、法规和司法程序越来越多地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利益。从2022年起，欧洲央行跟随美联储一起加息。他们维持着高利率，称是为了控制通胀，这导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减少资本外流并提高汇率。这样的做法提高了资金成本，挤压了消费和投资，其非但没有抑制供应中断带来的通胀，反而挤压了私营部门和政府的投资和消费支出。这种削减损害了全球需求、就业和收入。尽管全球范围内的加息都是紧缩性的，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维持了其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充分就业，但对大多数其他经济体来说却收益有限。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在20 世纪70 年代末从西方商业银行大量借贷，但美联储自1979年起大幅加息后，严重的主权债务困境使拉丁美洲和非洲许多负债累累的政府瘫痪了至少十年。2022 年之前的十年里，政府借款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地从债券市场借款，这使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面临债务压力。这可能比 20 世纪 80 年代更糟糕，因为他们的债务水平更高，债权人也更多样化。由于借贷风险大幅增加且更加市场化，来自银行的借贷减少，债务解决变得更加困难。许多政府还为国有企业的借款提供担保，有些政府甚至为人脉广泛的私营企业提供担保。与此同时，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受到自身环境的限制更加严重。他们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可用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较少，由于市场压力和支持性机构，他们还面临着顺周期的政策偏差。所有这些导致政府支出大幅削减，特别是对实体经济复苏至关重要的公共投资。因此，尽管国家迫切需要这种反周期支出，但政府无法提供这样的支出。而尽管利率和借贷成本较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向私人债权人求助。然而，自2022年美联储大幅加息以来，即使是向最贫困国家提供的私人市场贷款也已枯竭。随着美联储利率上升，金融业为了美国市场的“安全”而放弃了发展中国家。随着偿债成本飙升，困境风险急剧上升。因此，全球南方的许多经济体几乎没有增长。（来源：亚太日报 APD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