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期，合成生物应用公司Amyris开始在全球崭露头角，Ginkgo Bioworks、Zymergen紧随其后，相继在资本市场大放异彩。而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关于这门新兴学科的思考和实践仍是一片荒芜，亟待开拓。彼时，可能连中国的科学家、企业家们都无法想象，中国的合成生物产业会率先在何处生根，又将在中国演变为什么模样。

　　2017年，深圳播下了建设合成生物产业的第一批种子。这一年5月，《深圳市十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出台，前瞻谋划和系统布局了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生命科学领域占据四个，而合成生物研究设施正是其中之一。同年12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下称“深圳先进院合成所”）成立，这是国内首个合成生物学研究所，也是国内第一个建制化的合成生物学机构。
　　2018年，光明区揭牌成立。作为深圳市最年轻的行政区，光明区成为了深圳探索合成生物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试验田”。也是在这一年，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下称“大设施”）在光明科学城率先落地。
　　大设施由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为建设牵头单位，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深圳第二人民医院参与建设。2019年，同样是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牵头，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和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共建，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成立，成为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建设的“十大基础研究机构”之一。
　　以此为起点，光明区接连斩获多个“全国首个”，包括全国首个合成生物产业专项政策、全国首支合成生物天使基金星博生辉基金、全国首个“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以及刚在今年7月落地的中国生物制造领域首个国家级产业创新平台——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
　　由此产生的“虹吸效应”，有数据可以佐证。从2020年到2023年，国内新成立的合成生物企业有近40%落户深圳，其中近80%的企业又集中在光明区。目前，光明区集聚了2000多名合成生物领域专业人才，116家合成生物企业，基本覆盖合成生物工具层、平台层和应用层等上中下游环节，企业总估值约320亿元。
　　短短不到7年时间，光明区合成生物产业从无到有，这也是中国合成生物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颠覆性前沿技术，合成生物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的新赛道和新业态。近两年来，中国正逐步加强合成生物领域的顶层战略规划，密集出台的政策在不断加快合成生物产业创新发展的同时，也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除了深圳，北京、天津、常州、上海、杭州等地方政府也将合成生物列为发展规划的重点关注领域，从不同维度加码合成生物产业发展。
　　不过，合成生物应用要真正落地，仍面临政策、技术、监管、商业化等多方面的挑战。如何拓宽合成生物的应用场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又如何在日渐内卷的环境中寻求一条差异化道路，是产业界与学术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在合成生物技术和产业深度融合这一命题上，光明区另辟蹊径，为业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样本。2021年，在深圳市与光明区两级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下，由深圳先进院合成所牵头，成立了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下称“创新中心”）。作为光明科学城合成生物产业的核心，创新中心首创的“楼上创新、楼下创业”模式，如今也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纳入《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清单》，面向全国推广。
　　国家生物制造产业创新中心总经理、深圳合成生物学创新研究院副院长罗巍是这一模式的主力打造者。奔着大设施建设，2019年，罗巍决定回国并加入深圳先进院合成所，他也因此成为了光明合成生物产业从萌芽到崛起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在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罗巍表示，深圳在合成生物领域的发展虽非无瑕，但已力求完善。尤其是在政策保障方面，深圳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出台相关政策，而其他很多地方的政策则是近期才密集出台。目前，深圳仍在持续优化从政策到体制机制的创新。
　　“深圳的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链尚未形成完整闭环，尽管已经培育了大量的初创企业，但早期阶段这些企业还没有真正走向市场，甚至成为行业龙头。目前，我们也在吸引合成生物领域内的龙头企业入驻深圳，以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圈。同时，也希望我们这些初创企业里面能够出现新的行业领军企业。”罗巍表示。
　　早在2022年，深圳发布《深圳市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行动计划（2022-2025年）》，当中就指出合成生物是未来将要重点发力的八大产业之一。而在今年10月广东省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广东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中，也明确提及加强前沿技术多路径探索和颠覆性技术供给，重点发展基因技术、细胞治疗、AI+生物医药、合成生物学、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等新领域新赛道。《方案》同时强调，加快创新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大创新平台之一的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被重点提及。
　　在此背景下，未来深圳光明科学城将如何打造合成生物制造高质量发展高地，为深圳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赋能？
　　“深圳辐射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是循序渐进的事情，也需要整个湾区形成一个良好的互补化学反应，能够各自发挥优势。”罗巍说。
　　“把企业看成新生儿”
　　时代财经：创新中心的“楼上创新，楼下创业”模式是如何打造的？这为深圳合成生物的发展带来了什么？
　　罗巍：深圳是一个创新型城市，创新就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从头开始摸索。创新中心也是如此，当时在建设的时候，既有科研的需求，也有转化的需求，再加上我们只有一栋楼，便产生了“楼上创新、楼下创业”这一模式。
　　这一布局没有先例，是形势促使我们进行创新。我们希望企业与科研团队相互促进、相互成长，包括提供共享仪器设备、科研团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问题等。虽然将企业与科研团队置于同一空间，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但在推进过程中，我们发现确实有很多有益的地方，一方面，正向激励了企业，拉近了企业与科研团队的距离；另一方面，科研团队也通过与企业交流，深入了解市场需求，使科研活动不脱离市场。
　　尤其是在成果转化方面，于科学家团队而言，创新中心的建立显著提升了其成果转化的效率。以往，科学家成立公司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仅用于寻找合适的空间，甚至找不到空间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而且融资也需要自行寻找投资人。现在，创新中心的存在使他们的效率进一步提高。
　　我们也在推进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并改进。目前，我们这个模式并不完全成熟，但结合国家政策的扶持，我们基金的支持和服务的持续改进，未来会有更大的提升潜力。
　　时代财经：这一模式的独特性为企业带来了哪些质的改变？
　　罗巍：创业往往面临极高的风险，我们致力于在每一个环节上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自创建之初，我们就规划并实现了为企业提供高标准的实验室，并提供危废品处理服务，大大节省了企业时间成本。同时，我们建立了共享仪器平台，使企业无需四处寻找合适的实验室乃至厂房资源。我们把企业看成新生儿，致力于通过各个环节的改进来提升其存活率。
　　我们希望能够在企业某个节点遇到困难时，帮助到他们，助力项目的顺利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运营模式逐渐形成闭环。随着基金的成立，我们现在有机会筛选并投资那些有潜力的优质项目。一旦项目得到投资，企业便能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进而与科研团队开展更深入的合作。这种模式不仅能提升技术水平，还能有效降低成本。
　　此外，国创中心目前正在建设中，未来我们将建立中试线，预计企业在这一环节可以节省更多成本，并大大缩短了时间周期。
　　“行业最缺应用场景”
　　时代财经：在创新中心落地的合成生物企业的存活率符合预期吗？
　　罗巍：我认为比较符合。一方面，外部融资环境不佳，因此我们希望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我们也通过协助企业申请政府补贴、专项政策及重大项目等，为企业提供额外的资金来源。
　　当前，合成生物学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我们是首批在合成生物领域举办创新大会的团队。在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对合成生物领域感兴趣的资本方都会前来参会、举办路演，大会能为企业对接很多资源。我们还成立了产业联盟，将资本聚合，并设立资本子联盟。我们会为子联盟推荐项目，以便他们更快地找到合适的项目，相互促成合作，增加合作几率。
　　资金是滋养企业发展的土壤。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基金，尽力帮助企业发展。该基金采用市场模式运作，其特色在于这一基金由深圳先进院合成所的科学家团队组建，并参与到项目的遴选中。部分科学家以个人身份出资参与到基金中，同时，我们也聘请了产业界专家从产业端把关。
　　合成生物领域的投资门槛并不低，投资体量也不小，几百万元的资金可能也仅够用于购置少量仪器。我们的优势不仅在于距离项目近，也帮助了科学家能够最早地对技术有所把握，使得基金团队能够投到最早期且成本最低的项目。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有高峰期和低谷期。于我们而言，并不是期望某一天产业内出现多么轰动的成果，而是希望当我们处于高峰期时，能加速产业的发展；在低谷期时则尽力保持火种不灭，厚积薄发，持续提升自身的市场、技术能力。
　　时代财经：除了资金，合成生物行业目前最缺什么？
　　罗巍：当前，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应用市场的缺失。一方面，政策滞后性导致新型产品受政策审批影响无法入市；另一方面，我们发展生物制造是基于绿色环保的理念，并生产了很多替代性产品，例如，可降解塑料。然而，可降解塑料的成本相比传统塑料要高出许多，愿意为之买单的人群较少，市场难以得到有效激活。总体而言，应用场景的缺失是整个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需要政府在现阶段通过政策积极引导企业。
　　时代财经：如何提高企业的存活率，以及保证科技成果转化渠道的畅通？
　　罗巍：企业的存活率及科技成果转化渠道的畅通，不仅需要外部的支持，还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一方面，企业的存活率需要依靠政府及政策的拉动；另一方面，于企业而言，打铁还须自身硬，我们只能帮助提高企业的生存率，而企业自身对于市场的理解和技术的把握，以及整个团队建设，才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无论任何行业，“创始人”这一角色都需要不断成长，创始人团队的认知水平需要持续提升。很多合成生物领域的创始人是技术型人才，是优秀的研究员或教授。然而，他们可能缺乏与市场近距离接触的经验，目前可能只停留在“如何做好产品、做强技术”的层面。因此，他们还需要增强对市场的认知，与市场进行磨合并经历市场的考验。
　　我们需要给这些创业的企业家们一个成长的过程，从纯技术思维向市场思维转变，这需要在创业实践中反复摸索，形成循环反馈机制。
　　商业化仍待开发
　　时代财经：在生物医药领域，合成生物产业的商业化能力是怎么样的？
　　罗巍：当前，整个医药界的整体趋势表现为小分子药物占比逐渐下降，生物药的占比逐渐上升。在生物医药领域中，抗体大分子药物发展态势良好，而新型疗法，尤其是像细胞疗法、基因疗法等新活体药的受关注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利用活的病毒、细菌治疗疾病的方法。
　　这些新型疗法在市场中占比逐渐增加，合成生物学在其中的应用也愈发广泛，像是细胞疗法CAR-T在国内已有6款获批，但目前价格门槛仍然太高，预计未来这块市场将继续扩大。此外，合成生物学所开发的新材料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应用也在扩大，但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因此，合成生物领域的商业化进程尚未达到爆发期，仍有大量产品处于在研阶段，还未进入市场。
　　时代财经：从实验室到商业化，合成生物产业发展最大的痛点是什么？未来如何更好地实现转化？
　　罗巍：合成生物产业面临的主要瓶颈仍是政策与准入问题。合成生物学技术这一领域有很多新鲜事物，能够生产出很多新的东西，但仍面临监管体系的审批难题。
　　以抗衰老研究领域的热门分子NMN（β-烟酰胺单核苷酸）为例，如果将这一产品作为保健品去申报，在国内并无可申请渠道。我们企业研发出来的相关产品只能作为原料出口。在海外，保健品类或者食品添加剂类产品通常只需完成所有材料备案即可上市，一旦出现问题将会面临重罚，可能导致企业倒闭。然而，这些以“白菜价”出口到海外的原料，被海外企业加工成保健品后，再以“天价”卖回国内市场，对国内企业来说也是另一种伤害。
　　对企业而言，无法获批就无法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若产品涉及食品、药品等多个领域，申请流程则需包含农业部、药监部门等多个部门，可能导致企业耗时2~3年仍无法完成审批，耗时费力。目前，我们正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呼吁和反映，期望解决这一准入难题。
　　时代财经：近两年来，不只是深圳，北京、上海等多地均有政策支持合成生物产业，你如何看待各地区之间合成生物产业发展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如何通过这种竞合关系，更好地促进中国合成生物产业发展？
　　罗巍：我们也在向各地学习合成生物学的发展经验，诸如我们去上海、苏州等地学习了很多次，他们在生物医药领域确实做得很好，包括孵化、仪器平台共享。我们通过整合这些经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体系。
　　合成生物学目前产业体量相对较小，过去三年，全国初创企业也就200至300家，但整个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尤其是苏州，已经发展了近20年，当地拥有超2000家企业。在这种背景下，纵观各地产业园的发展变化，一定会有竞争，但在竞争中也要有合作。
　　实际上，市场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都陷入激烈的竞争、内卷，可能会导致同质化现象加剧，阻碍产业的整体发展。因此，对于如何合作的问题，还需要持续探讨。我们在每一个链条上都以投资的心态去推进项目，在推动一家公司成型的过程中，我们积极参与，如果做成了，大家都受益。
　　以北京、上海为例，这些地区拥有非常雄厚的基础科研力量，相比之下，深圳则展现出体制灵活和创新能力突出的优势，同时能够凭借其地域优势拓展海外市场。
　　我们秉持着开放的态度，与北京、上海等地探讨合作的可能性，并探索相关合作机制。我们认为有很多项目可以尝试联合推进，哪里合适就从哪里开始做起。此外，也可以通过投资和其他赋能的方式促使各地链接起来，共同推动合成生物领域的发展。